来源：封面新闻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源自三星堆博物馆官微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7月27日，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试运行。别具匠心的场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文物将如何入驻新馆，留给观者极大期待。

青铜面具

人们总喜欢津津乐道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。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将《华阳国志》中“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，死作石棺石撑，国人从之，故俗以石棺为纵目人家也”的记载，化为具象的存在。青铜通天神树上的九只神鸟，或许又印证了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十日神话”。人们关注青铜立人像手中的秘密，又追寻青铜祭坛所传递的信息，试图从其中探寻古蜀文明的传奇与特别。

如果只强调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，无疑是一叶障目。三星堆文化具有的连续性、统一性，也不容小觑。

实际上，只要顺着古蜀人留下的线索细细分析，便能看到古蜀文明并非从天而降、无中生有。中国考古学会成员，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，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、杰出教授霍巍告诉封面新闻记者，往前回溯，三星堆文化曾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；再往后望，它消融在了更大的、统一的、以中原文明体系为特征的文化圈里。

这一切都说明了，三星堆文化不仅不是孤立的，它更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，也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见证者。

早期三星堆文化或与二里头有交流

要了解三星堆文化受到了哪些文化的影响，首先要明确一点：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并没有覆盖到完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。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物，存在时期大致从商代末期延续到西周初年。而三星堆文化则是更广泛的概念。

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铜戴冠纵目面具

三星堆文化从距今4500年前，也就是其存在的早期，一直延续到晚期，也就是祭祀坑存在的年代，甚至可能再长一些。虽然现在关于三星堆文化早期的材料较少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三星堆文化的整个发展期间，它并非是孤立的。“它在不同发展阶段，与不同时期的周边文化都有交流。”霍巍教授说道。

“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时间，与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、德阳的桂园桥遗址时间差不多。目前这段时期出土的文物较少。它大致能够与三星堆青铜文明时代分为两段。”霍巍教授介绍，仓包包祭祀坑出土、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就是早期三星堆文化青铜时代的器物之一。

仓包包小城位于三星堆遗址的东北部，仓包包祭祀坑则位于仓包包城墙中部内侧。出土于这里的铜牌饰上镶嵌了数个绿松石。因为它的造型与中原地区、西北地区的铜牌饰有相似之处，曾引起学界的讨论。

虽然目前对于该铜牌饰究竟是受到了哪种文化的影响，学界尚不统一。但诸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，该铜牌饰的确受到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。对此，霍巍教授认为：“铜牌饰与二里头青铜牌饰有相似特征，可以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牌饰作比较。我们认为，从二里头时期开始，中原文化已经有可能从西北方向的陕西宝鸡、城固一带传入三星堆，并产生了影响。”

青铜器印证与中原文化的联系

与中原文化的联系，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的八个祭祀坑内，得到了更明显、确切的印证。

仓包包祭祀坑出土铜牌饰

《周礼》中有记载：“辨六尊之名物，以待祭祀宾客。”“凡祭祀社壝，用大罍。”尊与罍，是中原文明典型的礼器。自第一次发掘以来，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不止一件与尊、罍相似的青铜器。出土于1号祭祀坑的2件圆尊，2号祭祀坑的8件圆尊，以及最新一批发掘出的青铜大口尊、腹部饰有饕餮纹的圆口方尊等，都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证据。而其他青铜器的顶尊、背罍的造型，更像是古蜀人对于“尊”的认识和阐释。

“三星堆人显然知道这是礼器，他们也将它作为祭祀的重器来使用。”不同的是，古蜀先民在这些礼器中，融入了自己的信仰与想象，制造出了不同造型的青铜器。2号祭祀坑的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和青铜四羊四鸟罍、3号祭祀坑铜顶尊跪坐人像、8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、青铜神坛上的背罍青铜人像等等，都昭示了它们与中原礼器中的青铜尊、青铜罍器型的相似与不同。

霍巍教授介绍道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，同样印证了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青铜器上的云雷纹、夔龙纹、兽面纹、回纹、勾云纹等等纹饰，也是中原文明青铜器的典型纹饰。

除了能够体现与中原文明交流的青铜器外，三星堆同样出土了具有独特性的青铜器物，例如青铜神树、青铜祭坛、青铜人头像、青铜大立人等等。这些青铜器属于三星堆独有的青铜文化体系，包含了古蜀先民的观念意识、祭祀的神话传统等。

除此之外，霍巍教授还指出，三星堆青铜器的技术体系，也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可比之处。例如，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中使用的高放射性同位素铅，同样的技术只在中国青铜器制造的部分地区出现，比方说殷墟遗址，以及陕西、长江中游的一些地区。“这并非偶然。”

三星堆文化独立发展

并与中原青铜文明交流密切

“巴蜀地区的古蜀先民吸收了来自中原文明、周边长江流域荆楚地带的很多文明成就，再与自身的观念、审美意识、技术体系融为一体，创造出了具有独特传统的三星堆青铜器。”霍巍教授这样看待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。

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铜圆罍

而关于当时三星堆文化如何与中原文化交流，霍巍教授做出了如下的推测：“可能是黄河流域地区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明，通过长江中游地区传播到了长江上游地区。也有学者认为北方也存在一条传播通道，比如通过今天的陕西传入四川，这也是商周时期的重要传播通道。所以三星堆文化从南北两个方向，都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。”霍巍教授说，虽然不知道彼时三星堆人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，但是陆路和水路都已开通，文化的交流具备了可能性。

既然三星堆文化已经具有了与殷商文明，尤其是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进行密切交流的能力，那应当如何认识三星堆文化？霍巍教授概括：“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，它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和风格。但同时，它又吸纳了大量包括中原地区、长江中游地区在内的文化因素，受到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。最终，三星堆文化在经历了自身发展的高峰后，于战国秦汉时期，消融在了更大的、统一的、以中原文明体系为特征的文化圈里。”